八十年代的农村，只要有一人当上了工厂临时工，全家人都会跟着扬眉吐气。

就象我所在的化肥厂，在职工人分国营正式工，大集体编制正式工，小集体编制正式工，这些当然都属于非农业户口正式招工的。

农村户口不可能有编制，但除了以上三种，还有农民合同工和临时工，前者属于工厂占用了土地补偿招工，后者基本属于职工家属和工厂周边农民的协议用工。

相比于生产队一个全劳力十个工分也不过一角钱来说，即或是工厂的临时工，每天六角到近一元的收入，当然也就很令农村的人向往了。

永进大队周边并没有工厂占用土地，所以没有农民合同工，唯有一个药厂毗邻村子，每年给有限的几个临时工名额，得到的人因此很是炫耀。

所以，自打我住进丁家，每天骑那辆崭新的凤凰自行车穿行村落，当然招来许多目光。

随着时间推移，丁家人被嫉妒和谩骂的次数逐渐减少，代之更多的是羡慕。

我感觉得出来，连丁婉萍对我的态度也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弯，每次见面都能微微一笑。

那时化肥很紧俏，为了刚分到的土地能有个好收成，农民都愿意高价购买。

化肥厂为了鼓励职工的积极性，时不时发些化肥票变相给职工提高福利，厂大门口每天聚集着很多人收购化肥票。

永进大队已经更名成了小南门村，村里人不知何时知道我是化肥厂的国营正式工，娟娟母亲走在村子里，开始有人搭讪，套近乎，这让娟娟母亲心情格外舒畅，特别是我拉了几十包平价化肥给丁家，用不完又平价分给左邻右舍之后，娟娟家很快摆脱了长期以来受欺负的局面。

这让我很欣慰。

不上班时，我就提着气枪在村子里转悠打鸟，有时打中的麻雀落在别家封闭的院子里或受伤的鸟扑腾到别家屋里，都会有人殷勤帮着捉出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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