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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依江回到办公室的时候，已经是凌晨两点。

她从库尔勒工地直接赶回来的，衣服上还沾着泥土。

秘书小赵跟在后面，手里抱着一摞文件，欲言又止。

“有话就说。”

阿依江头也没抬，脱下沾满泥的外套，挂在衣架上。

“阿书记，明天早上九点有个会，是兵团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。

您看要不要推迟？”

“不用。”

阿依江坐下来，打开桌上的台灯，“照常开。”

小赵犹豫了一下：“您今天一整天都没休息，从库尔勒跑回来，明天又要开会——”

“小赵，”

阿依江打断她，声音不大，但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力度，“那两个工人还在icu里躺着。

我一个开会的人，有什么资格喊累？”

小赵不再说话，把文件放在桌上，轻手轻脚地退了出去。

阿依江靠在椅背上，闭了一会儿眼睛。

台灯的光照在她脸上，那张被北疆的风沙磨砺过的脸，线条硬朗，眉宇间有一种男人的英气。

但此刻，她只是一个疲惫的女人。

她想起今天在工地上的情景。

那个四川工人的老婆，从老家赶过来，一下车就瘫在地上，哭得喘不上气。

她扶着那个女人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
她能说什么？说“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救他”

？说“没事的，会好的”

？那些话太轻了，轻得像一片羽毛，压不住那么重的恐惧。

后来人救出来了。

那个女人的老公，被担架抬出来的时候，还活着。

她跪在地上，磕头，磕得额头都破了。

阿依江拉她起来，她不肯，嘴里一直说：“谢谢领导，谢谢领导。”

阿依江心里堵得慌。

她不是领导。

在那一刻，她只是一个和那个女人一样的、害怕失去的人。

她睁开眼睛，拿起桌上的文件。

完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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